《大疫年日记》：18世纪作家笛福的英国“疫情日记”给我们的启示
300多年前，伦敦正陷于那场“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当中。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今天最多人读过的是《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所写的《大疫年日记》（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该书是“纪实小说”（faction）体裁的早期范本——在事后撰写，但是建基于严谨的资料研究。而当中关于自我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描写，令当下的我们感觉尤为熟悉。
当那场“大瘟疫”在1665年爆发的时候，笛福还只是一个小孩。那本在他成年之后撰写的书是将资料研究、个人回忆、想象以及可能由一个当时一直生活在伦敦的叔叔所讲的故事集于一体的混合著作。不过，它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一份经典记录，当中写下的场面和观察，会令2020年的读者产生真切的共鸣。
今天的评论人士曾指出过，如果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是发生在社交媒体革命之前，我们对此的经验会有多不一样。在1722年，笛福就提醒过他的读者，在他的童年时代，报纸几乎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以一个作家的技艺给读者带去了一幅细致的图景，展现了一场腺鼠疫（Bubonic plague）在没有医疗服务支援的社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伦敦大瘟疫的一幅插画，画中有人染病的民居，门上都有十字的记号。
在那本小说的开头部分，笛福写道：“伦敦的面貌如今确实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街道上能真切地听得见哀鸣的声音。”
当时的笛福不会知道什么两米安全距离之类的规则，但是他的故事叙述着当时所经历的日常操作，感觉实在是太熟悉。
美国奥本大学的保拉·贝克施艾德博士（Dr Paula Backscheider）是一名笛福研究专家。她说，他的著作所承载的资料研究令人如此印象深刻，在三个世纪之后仍令人感觉细致入微。
“那像是1970年代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等人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所带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有非比寻常的深度资料研究和采访得来的丰富轶闻，以及历史经常会忽略的人性故事。”
她指出，笛福和那些警告世界没有为对抗新冠病毒这样的事情做好准备的人，有着某种一致。
“他的书诞生在1722年，而就在那之前，马赛刚刚出现过一场可怕的瘟疫，至少有40000人死亡。他当时是在用1660年代的历史教训来警示他所处的时代。” 
当年英国德比郡伊姆村里的一所房子，在发现有瘟疫感染者之后，将自己隔离了起来。
该书以一个基本的问题开头，而那正是今年早些时候经常有人问到的——这场灾难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有些人说，它是从意大利传来的……另一些人说它是从甘地亚（Candia）传来；还有人说是来自塞浦路斯。它从何而来并不重要……”笛福这样写道。 在笛福的记录当中，当时每一家有瘟疫感染者的房子都被封锁起来，门上涂上一个红色的十字。理论上，这些人家是不允许出门的，但是笛福记述了一些人们通过各种诡计、暴力或者贿赂手段成功逃出家门的事例。
然后，事情很快就延伸到那些健康无感染者的自我隔离问题上来。
“发现我经常走出街头之后，他（一个朋友）就很殷切地要说服我，把自己和家人关在家里，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走出家门，”笛福写道，“但是由于我没有囤积粮食，我们完全不出门是不可能的……”
笛福还预见到了我们今天也在担心的问题，就是无症状携带者。
“一个人，可能真的已经受到感染，而不自知，却又出国，作为一个健康无事的人去往各处，可能将瘟疫传给一千个人，然后无论是将感染传出去的人还是被感染的人，都毫不知情，”他说。
而且，他还描写了商铺店主如何设计出一种17世纪版本的无接触式支付。 
丹尼尔·笛福在书中显示出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社会良心。
“屠夫不会去碰那些钱，而是让钱被放进一砵醋里，那是他专门为这个目的而设的。买家也总是带着能凑出各种金额的小币值零钱，因此而不用找零。他们手里还拿着用来装香料和香水的瓶子。”
贝克施艾德博士说，对于那场腺鼠疫给伦敦带来的噩梦般的影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可笛福的描述。
“我认为他像一个记者远多于像一个小说家，而且他从不夸大。他不是为了制造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现实本身就已经足够可怕。社会学家和传染病学家也都会引用他作为信息源。”
而且，她认为，那本书之所以在当前的危机下对我们有启迪意义，其中一个原因是笛福对待科学有严肃的态度。
“一个来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作者会说，当时发生的一切是神的事务。可是这个故事中的叙述者——书中仅以‘HF’来指代——对于以科学方式来观察和记录有着一种执着。”
“在故事当中，他知道自己应该离开伦敦，但是，就像笛福一样，这里面有一种智性上的连结，以及要知道是什么造成了瘟疫的求知欲。”
“那些叙写有现代感，而且甚至在今年的一切发生之前，那本书就已经有话要对我们说。”
对于HF，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是一个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马具商。笛福显示出一种在他的时代里罕见的社会良心，指出劳工阶层是最有可能受害的。
“必须承认，虽然瘟疫主要是存在于穷人中间，但穷人也是最不顾一切和无所畏惧的，他们以某种野蛮的胆量继续着他们的受雇工作……他们极少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而是踊跃奔向任何他们能够得到雇佣的行业……”
到1665年末，死亡人数在飘忽不定中渐渐减少，最后趋近于零。
笛福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作者，在故事的最后，他也没有给出任何简单的结论——人们开始慢慢了解瘟疫，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事。
不过，他已经为大英帝国的最后一场大型腺鼠疫写下了一份杰出的历史记录，并且在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仍然教育着阅读它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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