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救陌生人卖掉两套房，每年收尸100具，现在我只想救妻子

口述：王刚；撰文：商华鸽；本文来源：公众号“自PAI”（ID：zpselfie）。


我叫王刚，出生于1976年的厦门，一个军人家庭。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军人。我爸就出生在攻打厦门的路上，所以他名字叫“进厦”，就是“进攻厦门”的意思。我小时候是闭着眼睛拆枪长大的，都是玩真枪。我们家的孩子，一长大就会被送进部队锻炼，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与父亲。

我爸爱用拳头教育，他一打我，我就往爷爷那跑。小时候家里人就爱逗我，别人问我：你爷爷是你什么人？我总会说：“我爷爷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爸六十大寿那天，他的战友跟他开玩笑，“我记得你好像很喜欢打你儿子，没想到也长这么大了。”老爷子还装糊涂，说“没有吧，14岁以后就没动过手了。”我当时直接站起来敬军礼：“向各位叔叔报告，14岁以后我参军，老爹打不过我了。”
我妈妈巾帼不让须眉。她1970年参加过援越抗美的战争，舅舅打过自卫反击战。

      这是我和妈妈的合影。

我2000年左右退役，在厦门工作。当时单位遇到棘手的任何事情，我都能安排处理得很妥当，领导都很器重我。
后来离开有各种原因。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开始接触到救援。这些年我遇到老领导，他说当时大家都特别认可你的能力，为什么执意要走？我说，“救人比较简单。救人就是救人，就是在救一条人命。对我来说，人生将来是有回忆的，有实实在在的成就。”

       这是我十年后返回北川拍的照片。

真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那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5月12日。在那天之前，我已经开始做救援，但就跟京剧票友一样，不专业。
我喜欢开着越野车到处玩。2008年5月10日，我们五辆越野车17个人开到成都，第二天休整，准备在5月12日从成都出发去西藏。

冥冥中自有天意。5月12日早上，一台崭新的越野车莫名其妙出故障，无法启动。当时酒店都已经退房。没办法，只能把车拖去修理厂检查，我们就在成都闲逛。如果我们顺利出发，当天下午2点28分，车会走到都江堰，生死难料。成都震感也严重，但没什么大的灾难。

           

200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救援队的。这一年，是中国救援志愿者的元年。
地震发生后，我们让女生都先回厦门，男的开车进了灾区。我们没有任何专业救援技能，也没有工具，就是用撬棒和钢筋水泥搏斗。

没法开车，我们把车丢路边，找当地人买了三部摩托车，进到都江堰一个塌方的学校。我们在那里干了整整16个小时，听着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孩子的声音，一个个消失，没任何办法。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尸体，是一个男孩。他眼睛还睁着，血已经糊了半边脸。离开汶川后，我不觉得尸体有什么可怕，看太多都麻木了。但后来做救援接触一些水域打捞的尸体，我会有很不舒服的感觉。他们被打捞出来，冰冷、僵硬、腐烂，还有味道，脸被浸泡的样子比较恐怖。2008年从汶川救灾回来，差不多有大半个月，一闭上眼睛鼻腔里都是尸体腐烂的味道。后来我看心理医生，才知道其实这就是典型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们在汶川地震灾区总共待了32天。先到都江堰，又到北川和汶川。到后来我已经完全不认识我的手。一直用手刨，半个指头刨没了，我左手给右手虎口缝了三针，缝不好又拆线重新缝了一次。

     现在，我右手大拇指根部自己缝合的痕迹仍然很清楚。

汶川地震教我明白，我以前在部队学的本事，除了一身好体力和搏斗本领，真的是不懂得怎么救人。
而且后来检查，那辆崭新的越野车根本就没毛病，又能发动起来了！我觉得当时老天爷留我们这条命，是让我们去救人的。
我终于想明白，在30岁以后，人的一生该怎么度过？最大的成功是你这辈子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生活。                                 对我来说，我放下生命中其他的兴趣爱好，甚至原本自己拥有的事业，全力做救援，是渐进的过程。我在军队训练过，体能和意志超过一般人。但如果能用身体素质救人一命，我是快乐的。这种快乐，让我上瘾。

     福建南安，我带队到山里彻夜搜寻一个轻生老人。

我曾在部队锻炼多年，对社会上很多事都有自己的想法。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对我内心的触动非常非常大。这个案子争议极大。但后果太严重：案件判决后，人们都不敢扶老人了。这和我从小在军队环境接受的教育，完全相违背。

我是驴友，我也喜欢开越野车去西藏玩。在路上我们遇到别人有难处，谁车胎破了，我们帮忙换个胎，拖个车，这都是非常自然的理所应当的事！

彭宇案对我震撼真的蛮大的。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社会风气能不能被改变？我想试试。

      厦门，一个89岁的四川籍走失老人被找到，他家人特别开心。我们共出任务四次，终于找到了他。

救援给我的东西，不是我能够救几个人，而是我现在能够影响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我们前行的背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风向标，最终会给社会带来改变。这么多年过去，我可以很欣慰地说，每一个参加过曙光救援任务的人，经过这个团队的洗礼，他们在社会上一定是一帮“好事之徒”：他们遇到这种事，一定会伸出援手。
最早，救援不是我的全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13年，在四川雅安进行地震救援。

2008年我开始做救援，到今年整整12年。曙光救援队成立，是6年前的6月1日。

我们最早去的比较多是地震灾区，所有费用都是几个伙伴AA制。我觉得，每一个被困在废墟底下的人，都深陷于绝望，他们的世界是黑暗的，他们一定都渴望看到希望的曙光。

后来不仅仅是地震。比如我们每年都会接到多起救援任务，要进山搜救被困的驴友。他们发出救援请求，也都是晚上。他们在白天是不会求助的，到傍晚觉得走不出来，没照明设备，又没吃没喝，才会求助。我们经常自嘲，是“黑暗户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出现，能够成为人们生命的曙光。

      2014年8月，在云南鲁甸地震救援。第二梯队来增援后，我压力小了。

曙光救援队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只有我的两辆越野车。2016年去云南鲁甸地震救援，我们用了四种头盔，其中还包括借来的六个电工头盔。我很爱喝可乐，可乐在我们救援中很重要。遇到还有气息的轻生者，可乐可以及时提供糖分和能量。但当时在灾区买不到可乐。第二梯队进灾区的路上就买了10瓶可乐。当时怕我一下喝掉，就把可乐到处藏。每天吃完饭，拿一瓶给我让我解乏。

第二梯队是我的副队长陈小冬带主力来支援我。我当时真撑不住了，看见他们来，我鼻子都是酸的。陈小冬能来，是靠绝食才获得家人同意。他每天不吃饭，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刷手机看灾区的情况。刷到第四天，他家人受不了了。他老婆主动给他收拾装备，放他走了。他假装没吃饭，其实偷偷有吃。哈哈哈哈哈。

       我在厄瓜多尔参与救灾。我和从地震灾区救回的部落里的孩子留影。这些小家伙对我依依不舍。

做救援志愿者团队，有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一直会有人退出。凭一腔热血进来，疲了后就退出。这都很正常。六年来，当过曙光志愿者的人数少说也超过四千人。这只是厦门大本营的人数，还不包括全国各地将近40个救援团队，我们都属于曙光救灾同盟。同盟由厦门曙光救援队发起，在大灾面前共享资源，同心救灾。比如这次江西、安徽水灾，我们同盟共召集了全国20个救援队的186人前往救灾，从7月8日出发，转战江西景德镇、上饶鄱阳县、安徽池州市、六安市固镇镇，整整30天时间出动了55台车辆，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近3000名，同时还为救灾部队授课，普及防灾救灾知识。

曙光的规定是需要志愿者有一份养活自己的收入，就可以来帮助其他人。但成为正式队员，需要通过400小时的任务训练，三项以上救援技能考核，才有资格自费购买曙光的救援队服，佩戴救援铭牌。
2016年我们做了南北方水灾的救援，那一年我大半年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还去南美洲厄瓜多尔做地震救灾。我发现光靠厦门一个地方的志愿者团队，没办法做这么长时间的救援救灾，我的人完全不够用。当时厄瓜多尔有登革热，我在北京隔离，隔离一结束就连夜飞回厦门，带队出发到江西鄱阳，再去安徽，再到河北，等到最后的时候，我身边真的没有人了。我一个人开车回到厦门，身边还带着黑豹的骨灰。

       黑豹。

黑豹是一只东德牧羊犬，从小跟我长大。它三个月大，我就开始训练它，是我亲手训练的第一只搜救犬。它喜欢吃苹果，喜欢玩球，我只要去灾区就会带着他。它的准确搜救率非常高。从高山到水域，从地震救援到泥石流救援，它的救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执行任务上百次。它是一只犬，却活成了盖世英雄的模样。
没想到这次到安徽出水灾救援任务，原计划一个礼拜的任务，到黑豹走的那天，已经是它在灾区的第22天。它太劳累了，后来送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已经42度。它去世的具体时间是2016年7月16日的19时13分。直到现在，黑豹的骨灰罐还躺在我的书架上。
那次之后，我觉得只有厦门曙光是不行的。我需要在全国各地播曙光的种子。现在各地发展都不错。比如2019年，厦门曙光可以同时响应四个省份的水灾救援，为他们提供设备和物资。

我就不吃力了，同时可以做更多的事。

       这些年我们做的事，厦门市民一件件都看在眼里，我们收到的锦旗，挂满设备仓库的上空。

我们只要没有私心杂念，坚守初心，民众就会一直支持我们。这是肯定的。
2017年，我带队去九寨沟做地震救援，我的妻子红豆随车遭遇刹车失灵。后面因为应急措施得当，非常幸运地与死神擦肩，但车辆几乎报废。之前救援队一共有五辆车，都是队友个人捐赠，车龄均超过20年，因为救援任务多，车辆行驶路况不佳，车辆故障频发。

2018年3月，厦门市民集资购买了三辆车支持我们出任务：一辆救援指挥车、一辆勘察车和一辆救援装备车。

           

现在曙光救援队里有快艇三艘（有两艘是志愿者的，给队里用），15辆车（指挥车，通讯车，水域装备车，救援装备车，皮卡，越野车，照明车等），还有高空照明无人机种类繁多的救援设备。我们的救援设备在全国民间公益团队都处于领先地位。救援队所有的支出，都来自社会的一笔笔捐赠，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会向社会公开。所以，曙光是在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的。

       87岁的王丽华奶奶，坚持每年在党的生日这天给我们捐款10099元。她的这一善举已坚持多年。

而我们救援志愿者是非常纯粹的志愿者，无任何报酬，反而自己还经常得贴油钱，经常熬通宵。我们面向社会提供的所有救援服务全部免费，不收取被救助人任何财物报偿——不管是一瓶水，还是一包烟，或是一块钱。就像一个疯子领着一群傻子，全年无休做救援，很多人需要利用自己的调休和年假来出救援任务。

即使如此，一旦有任务，我们发布核实过的求救信息后可以很快完成数十人的集结抵达现场。到现场的虽然几十人，但是后端网络上可能有上百人在帮助分析汇总各种信息。

       这是2019年5月，我们在去年一次水域救援后在做复盘。最右侧站立的人，就是我的妻子红豆。

谈判组、警戒组、攻击手、确保组、装备组……每一次成功救援后，我需要对过程的每个动作分解推演。救援不但需要四肢高度发达，还需要长期一线经验的积累并有强大决断力，毕竟一着不慎就可能面对生命的逝去。

我当时还不知道，再过半年，红豆会交给我一个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艰巨的救援任务。
生活啊，想象不到的打击真的会突如其来。

      这是2019年8月9日，厦门同安大桥，我们经过10个小时努力完成打捞，面对遗体列队致哀。

我们去年买尸袋用了三万块人民币。进口的尸袋质量好，也贵，每个要160块钱，今年买不起了。现在我们每年收尸得有上百具，90%都在水域。不止一次，我们在执行水域任务的时候，本来天气很好的情况下会突然下雨，尸体一打捞成功，雨就停。我们私下经常说，有些事很难用科学去解释，但它又确实存在。

有一次在福建平和，有一艘船翻掉，溺亡四个人。当天本来晴空万里。第一具遗体出水的时候，大暴雨。我们作业的过程大概花一个多小时，后来当地气象部门测量下了接近两百毫米的降雨量。

最后一具遗体捞上来后，送上车，车一开走，天气立刻放晴。

      2019年5月，我们在厦门会展中心沙滩刚救回一个想跳海自杀的男子。我给他喝可乐补充糖分，又盖上保温毯防止失温。

我们每次出任务，车队出去最少的成本就有两三千。有人问过我：你们为了找一个人，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值得吗？

我说：“不值得！”

他又问我：“不值得你们还不该干嘛干嘛？！”

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你的亲人，还会觉得不值得吗？”

人们很多时候无法站在别人立场去想问题，利己主义无孔不入。做利他的事情，反而总会被质疑动机。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甚至污蔑。

       这是我今年1月立的最新的遗嘱。

2011年到2017年，我曾经做过打拐的救援。有些孩子被拐卖后会被打断手脚，在街头乞讨。解救这些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取得他们被虐待打骂的音视频资料，提交给公安部门。我们要购买各种偷拍设备，取证过程会比较危险。这个事曾经影响到我们骨干的家庭，曾经有陌生人找到我们一位骨干的孩子，发出过一些威胁的信号，让他们夫妻二人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担心孩子的安危。这三四年以来慢慢不做打拐的案例，因为案例明显少了。
从2012年雅安地震开始，我每年都会更新自己的遗嘱。雅安地震我曾遇到危险，人差点没了。我常年做高危救援工作，正常投保后万一出意外，因为涉及“主动涉险”，理赔也是未知数。

所以我开始有立遗嘱的习惯。我还记得第一份遗嘱，写得啰哩啰嗦好几张纸，连家里的狗都交代好。这两年的遗嘱，越写字越少。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人生的宽度远比长度重要得多。

      2020年开始，我在做救援的时候开始出现心率过高的状态。这是今年6月在厦门同安救一个要跳桥自杀的人，当时我的静止心跳突破到每分钟130次以上，被手表记录下来。

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是长期过度劳累造成的间歇性“房颤”。可是我也没办法，90%的救援任务我都会出现在现场。

这两年迎来任务量的爆发，每年出任务都近千起（2019年951起）。现在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满怀希望向你求助的人说不。这导致我常年来每天的平均睡眠大概在4小时左右。我总觉得，我生命的终点可能是在救援的路上。

       2019年9月15日，这个21岁的小伙子在厦门一栋26层高楼的顶层，要跳楼。我和他距离7米，我浑身被汗湿透，花了整整5个小时走完7米，来到他身边。我取得他的信任，让他亲自把手交给我，一起下楼。

很多人跟我说过，你面对一个要跳海跳楼的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人跳下去，你是要负责任的？我都告诉他们，我当时从来不会想这个，我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把他救回来。救下来以后，我通常会给他一个紧紧的拥抱，告诉他，无论遭遇什么，我们会一起支撑下去。

我和我老婆红豆都考了心理危机干预师。和心理咨询师不同，考这个证没什么职业前景，所以考的人很少。

对一个选择轻生的人来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因为哪一件事情。比如最近有一个轻生者，他在轻生前两天在工厂上班，突然晕倒。晕倒以后住院检查，花了1800块钱。碰巧他家里发生一些事，他父母找他要钱。他住院的钱都掏不出来，需要他同事过来帮他付医药费。他就把输液管拔下来，准备去跳桥。1800块的住院费，真的可能会压垮一个年轻人。很多人的绝望，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像今年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我们国家有六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

      这是2019年7月，厦门海沧大桥上，一个少年准备跳桥跳海自杀。我当时腿上老伤复发，在烈日下拄拐跟他聊天聊了五个小时。他最后终于张开双手，让我把他抱回桥面。这是一个开车路过现场的陌生人拍的照片。

我作为心理危机干预师，我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感受这些轻生人员的绝望、寒冷和黑暗，才能够贴近他们，然后把他们带着走出来。从性格和抗压能力上看，男人的抗压能力比女人要弱得多。

很多选择自杀的人，他们并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他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这些人是行走上钢丝绳上的人，我跟他们的沟通也非常小心。有些人拒绝沟通，我就得通过他的表情、动作、肢体语言来判断他能够接受哪方面的信息。

     2020年4月14日，福建南安，一个76岁老人在一张元旦快乐的红色日历纸背面写下遗书，离家准备轻生。

     所幸，我们在第二天早上及时找到已经割腕的他，并把他送到医院就诊。

一个人的真正死因，其实是不可知的。遗书，并不一定就是真相。但生命可贵，无法重来，我们面对每一次救援，只能全力以赴。我们为什么不收取被救助者任何财物报偿呢？能够进行事关生死的生命救援，这就是我们和轻生者今生最大的缘分。这个缘分，就是对我们最高的犒赏。所谓生死之交。
这几年任务量暴增。A类救援任务是我们最高等级的救援任务。比如有时轻生信息只是一张海边的照片，我们任务群里数百人都会看这张照片可能是在哪里拍的。如果不确定，很多人会到海边去找。不少人已经睡了，又被微信群的声音吵醒，然后加入到信息的比对和救援任务当中。

让一个人彻底放弃轻生的念头，需要一个过程，有些人需要三五天，有些人需要一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有没有回归正常生活？情绪会不会经常突变？跟朋友的沟通有没有变得频繁？这些都是判断危机是否过去的依据。

      我们的志愿者在开会。

我们四千个志愿者不算少，但仍然有限。这几年又建立不少互助群，比如的士互助群，滴滴互助群，代驾互助群，环卫互助群，外卖互助群……我要让社会上天天在街头跑的人，与别人大量接触的人，都成为曙光救援队的支撑人群。这样我们在进行城市走失人口搜寻时——很多都是阿兹海默老人，效率会大大提高，再配合警方的监控系统和科学的搜寻方法，寻人就高效多了。

       2019年5月，厦门会展中心海滩，我妻子红豆（左一）在救援指挥车上照顾一个刚从海里救上来的小伙子。

在30岁以前，我一直是一种年少轻狂的状态。那时会因为开着越野车去了一个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而感到欣喜。现在我救了一个人，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事。这本身就是我该做的事情而已。但我因为做救援，对我老婆红豆一直是很亏欠的。
我们2007年一起参加一个中秋节聚会，在厦门认识。后来我找别人要了红豆电话，约她见面。我们原来都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后来才知道，我们原来曾经读过同一所初中。

2009年9月9日，我们领了结婚证。我还记得，那天排队领证的人非常多。       我和妻子的合影。 这些年，红豆因为担心我的安危，总是祈祷国内不要有灾害，后来我又出国做救援，她又祈祷国外也不要有灾害，现在是每天祈祷尽量不要有救援任务。一听到电话响，她心就揪起来。她曾经发过一句朋友圈，“我不要你英雄的光环，我只要属于我们的平凡。”
她已经退出了一些曙光的救援群，她每次看到群里人们为我竖起大拇指都难受。她说那些人看不到我正当壮年一身伤病，也不知道一年到头经常不眠不休的我有多累。

2016年救灾最多的时候，曙光救援队弹尽粮绝，我实在没钱买设备，偷偷卖过两套房子，卖了500万。我当时是骗红豆卖的。我当时跟红豆商量，我要做一个投资，手头比较紧，加上救援队也缺钱买设备，我做了一个假的投资计划书取得她的信任。

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她。

去年底，她咳嗽气喘，我们刚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一检查就惊呆了，卵巢癌晚期。这种癌又叫“沉默的癌症”，大部分发现的时候都是晚期。

     1月24日是除夕，红豆刚做完手术，这张照片是我们全家人在上海过年的年夜饭。

我立刻带她去上海，各地朋友全力帮忙找医生。1月22日，总算做了手术。幸亏提早去上海做了手术。如果拖延，年后因为疫情管控，很可能就没机会去上海做手术了。

武汉疫情爆发前，她到上海时心情很不好。我当时劝她，“你什么都别想，好好看病，我很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倾家荡产的机会。”
红豆的妹妹说，“还有我呢。”

我岳父母也对红豆说，“还有我们呢。”

我们这些家人都愿意为红豆卖房子，有什么好怕的？

红豆的妹妹一家常住上海，想和姐姐多些相处的日子，就在厦门海沧也买了一套房子。这样老人来厦门一次就能看到两个女儿。但她也没想到，姐姐身体会突然得癌症。

我这些年见惯生死，意志强如钢铁，极少流泪。这次遇到红豆得癌症，我一直揪心。我承认，这大半年我哭过很多次。

       红豆和她抓的娃娃。

6月，我要把曙光的救援指挥车从厦门开到上海做改装，顺便就带红豆散散心。12天的时间，我们一路向北。结婚11年来，我俩从来没这么清闲过。在车上我开始每天给红豆弄她吃的东西，炖汤，炖蛋，炖海参，给她补身体。

我承认，自己每天到处做救援，这些年确实不顾家，确实对不起红豆。
去年8月，我老婆对我说过，“现在的人习惯了忙碌，习惯让最亲的人等待，总以为有些事晚点做也没关系，总以为有些人晚点陪也来得及。却不知道，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时间，生命和爱。”

红豆有个爱好，她特别喜欢抓娃娃。我平时去做救援救灾，有时一出门一两个月。她周末没地方去，就去商场抓娃娃，一两年时间里抓了几百个娃娃，家里堆满一个房间。在抓娃娃这件事，她是绝对的高手。2016年，她曾去贵州毕节支教，后来就把很多娃娃寄到贵州给那些山里的孩子们。红豆还记得她支教时认识的一个女孩，那个女孩长这么大没去过毕节县城，因为车费需要20块钱。

这次我们从上海返回厦门，路过杭州时就去了西溪湿地，我专门陪她去抓娃娃。

她抓娃娃，我帮她扫码付钱买币。出去救人我不觉得累，陪老婆抓娃娃，是真的累。

那天我陪她站在商场里三个小时，我站得腰都痛。她可是刚做过化疗的人，居然能玩三个小时。她抓到娃娃以后，开心得像个孩子。

        红豆那天在商场里很轰动，围观的人也没见过一个人居然这么会抓娃娃。后来我背着一身的娃娃往前走，有路人都问：“你是不是给老板钱了？让他照顾你老婆，让你老婆多抓几个？”

这么多年，像这次自驾十几天从厦门到上海，再到杭州，这种两个人出行的机会从来没有过，很奢侈。

红豆得癌症的信息传出去，我的太多朋友这半年来一直给我打款，加起来至少有三十万。祝福我都收下，钱我都没收，原路退回。我和红豆商量好了，这些年曙光救援队接受过太多朋友的支持，红豆生病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重大关卡，但是我还有一套房子可以出售应急，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我4月的时候曾经给红豆发消息，我说“救援你，是我这辈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成功一起活，不成功一起走。”
红豆现在状态还不错，心情也好。我抽空就带她在厦门附近四处逛逛，这些年陪她确实少。
她现在每21天要住院做一次维持治疗，一个月得吃四盒靶向药，一直吃，一个月药费和其他治疗检查费用得四万块。

      2020年3月30日，我在厦门五缘湾游艇基地测试救援队的快艇。

我喜欢读历史。中国历史上，很多贪官都来自很穷的家庭，越缺什么越会想要什么。我从小生活条件还不错，一直对钱没有太大欲望，对我来说精神层面的东西，要远高于物质。纵观中国历史，从岳飞到于谦，好人从来没好报。所以，我做救援不图将来，只是因为我喜欢，我愿意。

好人有好报，这从来只是很朴素的愿望。我们没有抱怨。为什么癌症不能在我家人发生？既然发生了，我去面对就好了。

我以前也曾经趾高气扬，做了这么多年救援，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

          

而现在，我最想拯救的人，是我的妻子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