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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省一家公司的最新研究内容，仅在2022年一年，就有10万人申请破产。在这其中，千禧一代，也就是80后、90后面临尤其多的财务问题。
一对千禧一代的小夫妻就是如此，眼看还在进行一次费用高昂的装修，房贷却在一次次的加息中猛增了40%
猛增40%的房贷月供
31岁的戴夫·洛克(Dave Locke)和妻子住在温哥华东部的卑斯省高贵林(Coquitlam)。眼看着还在做一次耗资巨大的装修，这对夫妇的抵押贷款突然大幅上涨，最终涨幅高达40%，他们在无奈之下来寻求非营利信用咨询协会的信用顾问桑德拉·弗莱(Sandra Fry)的帮助。
洛克在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工作，他高中毕业后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作，很早就进入了房地产市场。
他最终和从事劳资关系工作的妻子塔拉(Tara)在高贵林买了一套房子。要命的是，经过加拿大央行一次又一次加息之后，他们的月供最终跃升了40%。
然而这对夫妇还在房贷基础上又借了一笔建筑贷款，随着利率的攀升和建筑材料价格的飙升，洛克意识到，即使夫妻俩的总收入很高，也有些撑不下去了。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破产（bankruptcy）或资不抵债（insolvency）都不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想保留自己的资产，而信贷咨询协会能够与他们的银行达成协议，免除翻修贷款的利息。
“我仍在支付全部余额。”洛克说，“我只是不支付任何额外的利息。”
他说，债务的压力和耻辱令人尴尬，“但这就是它的发展方式。”
“你必须放下你的骄傲，”他说。
千禧一代财务问题尤其多
破产受托人道格·霍耶斯(Doug Hoyes)遇到过很多加拿大人的财务问题，他表示，自己对那些发现自己在财务上陷入困境的年轻人尤其感同身受。
十多年来，他位于安大略的公司Hoyes Michalos一直在研究破产和资不抵债的数据，进行年度“Joe Debtor”分析，并于上个月在纳税季之前发布了最新结果。
他的结论是，千禧一代（指出生于20世纪且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的一代人，对应国内的80后、90后）的加拿大人遭遇了一整代人的失败，他们面临着学生贷款、信用卡坏账、高息贷款，以及疫情后因收取CERB获得的税收债务。
“我认为千禧一代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霍伊说，“而CERB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年超10万人申请破产，平均欠债$4.7万
2022年，Joe Debtor研究调查了安大略省2700起个人破产案件。Hoyes Michalos公司表示，49%的申请是由26岁至41岁的千禧一代提出的，然而这代人的数量仅占加拿大成年人的27%。
该研究发现，按人口计算，千禧一代的加拿大居民申请破产的可能性是如今42岁至56岁的X一代（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的1.4倍，是57岁至76岁的婴儿潮一代（指出生于1946年至1964年）的1.7倍。
除此之外，资不抵债的千禧一代平均年龄为33岁，他们平均每人都欠下了$47,283加币的无担保债务。
霍耶斯说，许多人收集了CERB和其他疫情救济基金，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项目产生的税收责任，结果发现自己资不抵债，无法偿还他们的信用卡、学生贷款、高息贷款，以及他们的税收债务。
仅2022年一年，就有超过10万加拿大人申请破产或资不抵债。
老一辈人优势多
事实上，霍耶斯说，老一辈人享有许多优势。
这其中包括房价与工资水平更加同步。付学费不需要学生贷款，这使得毕业生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开始储蓄和投资，而不是在完成教育后多年偿还巨额债务。
霍耶斯说，这些情况代表了一个“安全阀（safety valve）”，而现在的年轻人无法依赖它们。
“如果出现像疫情这样的问题，或者你失业了，或者你生病了，或者你离婚了，然后砰的一声，就没有安全阀了。”他说。
更多人选择债务重组
他说，申请破产是消除债务的一种选择，但大多数人最终会在像他这样的破产托管人的帮助下提出债务重组（consumer proposal），在一段时间内以可控的部分偿还债务。
“这是一种负担得起的消除债务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求助于债务重组。”他说，“他们真的别无选择。”
桑德拉·弗莱(Sandra Fry)是位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的非营利信用咨询协会的信用顾问，她说，许多寻求破产和资不抵债替代方案的年轻人正在应对利率上升的冲击。
“不幸的是，很多人都生活在他们的承受能力的边缘，”弗莱说。
弗莱说，信用咨询协会发现，各种类型的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成本而苦苦挣扎，这“确实从各个方面挤压着加拿大人”。
该协会帮助那些与债务作斗争的人，与债权人谈判以消除贷款利息，但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将人们介绍给破产和破产受托人。
她最近处理的千禧一代客户通常都有可变利率的抵押贷款，加息“对他们的预算造成了巨大压力，因为他们的还款就像疯了一样上涨。”
许多人力不从心
Grant Bazian是温哥华MNP有限公司的特许破产受托人和总裁，他说他看到许多客户“跟上了潮流”，但生活上非常力不从心，陷入发薪日贷款和信用卡的高息债务循环不说，还要加上“荒谬”的住房成本。
Bazian说，可能没有“灵丹妙药”来缓解年轻人的债务困境，很多年轻人都因焦虑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来找他。
对于安大略的会计师霍耶斯来说，每年公布该公司的Joe Debtor研究报告是一种让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的方式，也是一种提醒他们在财务上重新开始的法律选择。
霍耶斯说，把他们的财务问题自动归咎于千禧一代是错误的，因为“你不能把情况对他们不利的原因归咎于一整代人。”
“毕竟你又不用在未来20年里一直做两份工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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